【纪念钱老诞辰一百周年】爸爸讲过的故事——千里请名师

人物简介：作者的父亲陈右铭1922年生于湖北武昌县，1938年，他16岁参加中共领导的“乡村抗日促进会”和武昌地区的抗日游击队。1940年3月随游击队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2年入党。1952年7月调海军任中南军区海军西营快艇大队大队长，1955年10月任旅顺基地快艇第十六支队支队长。1963年8月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701所）所长；1966年9月调七院主持科研工作，兼任国防科委核潜艇办公室主任；1969年10月任七院副院长，兼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09办公室）主任和造船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12月任第七研究员副院长，又兼任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办公室（718办公室）主任；1975年9月年调任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仍兼上述三个办公室主任；1983年8月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担任海军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长期兼任中国造船协会副会长、中国造船协会科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他任职其间，具体组织成功地研制的我国第一代导弹艇、常规潜艇、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海军重要装备，以及远洋测量船等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他参与规划了我国海军第二代舰艇的研制。陈右铭于2011年5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

作者陈晋南，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化学工艺学科带头人。1974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1986年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自费攻读学位，1988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同时获得物理硕士学位和工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美国物理-化学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和美国约翰?赫普金斯大学化工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95年年底被引进回国，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2010年获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2012年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

2016年，是钱令希院士寿辰100周年，我用这篇文章悼念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在天之灵。

我记不清是1978年的哪一天，爸爸（陈右铭）打电话叫我回海军大院的家，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留学归国著名科学家钱令希院士。至今，那天我与钱院士见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钱院士详细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鼓励我说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工程中的科学问题，要多发论文。他对我说：“你是教化工机械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流体力学，建议你在流体力学的顶尖的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发文章。”

我1974年毕业，我分到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工作。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跟我谈过发文章的事。我采纳了他的建议，1979年到清华大学旁听了两个学期《流体力学》本科生的课。那时北京还没有三环路，我每周两天5点起床从翠微路骑车去上课，我与学生一起考试，获得了优异成绩。

后来，我向爸爸汇报我的学习工作情况，谈到钱院士当时给我的建议。爸爸详细给我讲了他千里请名师的故事。当时，爸爸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09办公室）主任，他请钱院士参加了审查核潜艇的结构设计。爸爸告诉我，大连工学院教授钱令希是一位享誉中外，造诣很深的结构力学专家。他之所以想到钱令希，是因为他在舰艇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曾请教过钱院士有关舰艇结构设计问题，钱院士曾帮助七院解决了海军装备的几个疑难问题。

60年代初，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要修改潜艇设计规范，请几所高等院校参加。大连工学院分担的一章是“结合壳的稳定计算”，这是整个规范的难点。下达任务时，七院的技术人员给了钱院士一本苏联编制的规范，供他参考。钱院士认为关于结合壳稳定计算的内容陈旧，十分粗糙，没有参考价值，必须从理论研究入手，用实验验证，最后为规范提供电子计算机程序。钱院士带领几个年轻的教师攻下了这技术难关。

七院八所和大连造船厂为海军研制了一型中型登陆舰，首制舰在航行试验时，舰桥振动很大，不能使用。在大连船厂了解情况后，爸爸要海军驻船厂军代表请钱令希研究一下。军代表请钱令希上舰，他仔细检查舰体结构后，得出结论：“船体结构的连续性不好，整个舰身是个软腰，以致后部机舱的振动能量传不到前面去，都挤到舰桥上去了。所以，在航行中舰桥振动厉害”。钱院士根据试验情况，很快找到了处理方案，经过大连船厂改造，舰桥果真不太振动了，说明软腰的诊断是正确的。在大连船厂，爸爸了解情况中，工人们跟他说“钱令希真神！”。钱院士却不以为然：“没有什么神秘的，这是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应该善于观察分析，要有服务于实际的劲头”。

七院接受核潜艇研制任务后，报请国防科委，给钱令希下达了“导弹核潜艇壳体的强度、开孔和稳定性问题”的科研任务。这是钱令希第一次接触到的，连过去做梦都没有想的新课题。他组织力学研究室的一批青年教师协力攻关。这种壳体形状复杂，要求严格，在国外文献上找不到有针对性的参考资料。钱令希非常赏识的一位青年教师钟万勰，经过苦心探索，找到了这类壳体特别容易压坏的一种不利的结构形式。钱令希听了他的汇报，看着他的图纸，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现！找到了不利形式，再逐步去找有利形式，那就容易多了！”果然，在钱令希的指导下，往后的研究处于意料的顺利。可是，眼看就要拿到成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十年动乱”核潜艇研制工作一度陷入混乱、受到极大干扰的情况下，爸爸和0九办公室的同志们焦急万分，初拟了一份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草稿，并随同如何传达贯彻的报告。经刘华清副主任签字后送交聂荣臻元帅。聂帅签发了这份“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特别公函》。中央军委于1967年8月30日批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并批准派人到各单位传达。爸爸组织人员带着“特别公函”和经批准的动员讲话的提纲，直接到有关省市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的传达贯彻，推动恢复核潜艇研制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保护了钱令希等著名科学家，确保了潜艇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09办公室开会时，爸爸说需要请钱院士出马，参加审查核潜艇的结构设计。办公室的王德宝、仇世民参谋对他说：“请钱教授审查结构设计当然好，但他正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恐怕不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请一位“反动权威”来参加绝密级的核潜艇工程，谁能做主呢！爸爸想到了周总理。爸爸利用向总理汇报工作的机会，提出请钱令希参加审查核潜艇的结构设计，请他参加潜艇结构设计规范的修订工作，并建议调动他的工作。周总理听完汇报后，当即指示：“你可以请他参加工作，但不要调他，他留在学校当教授培养科技干部作用更大。”

几天后，爸爸利用到大连开会的机会，去大连工学院找到了钱令希，他拉着爸爸的双手，久久地打量着陈右铭。爸爸说：“钱教授，你不认识我了？”钱令希万万没有想到陈右铭这个时候来找他：“陈主任，这是什么时候，还到我这里来干什么？”爸爸说：“我要是早来就好了。”。钱院士回答：“早来也是没有用的。”接着钱院士告诉爸爸说：“造反派很快就要对他采取新的行动。在图书馆搞了一个展览，列了许多罪状，已通知他，就在今天下午要他去当解说员。

爸爸同钱院士交谈了几句，转身就去了军管会。爸爸一见到军管会主任后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然后提出：“把钱令希的办公室让出来，给他一个保险柜，装核潜艇的研究资料。让他继续搞研究工作。谁要是抄了他的资料，干扰了他的研究工作，是要追究责任的！”

军管会主任说：“你对我说，我相信，可是我怎么向群众说呢？你最好给我一个文件或书信。”爸爸回答：“我来的很匆忙，没有想到写信，你可以把我的话向群众传达，错了我负责。”爸爸又补充说：“他们如果不相信，可以直接打电话问总理办公室。”从此，钱院士在那个自身难保的非常年代参加了这项绝密的军事工程项目，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中，钱令希和他的几位助手都受到了无情的冲击，办公室和试验室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有一次又在试验室批斗钱令希，批判会结束后，钱令希要求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搞科研？”一个造反派斥责道：“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还不死心，梦想翻天呀！”钱院士坚定的回答：“不，那是国家交给的任务。”造反派斥责道：“这也不行，批倒批臭了再说。”

1967年夏天，造反派突然杀向社会，学院内顿时宁静下来。钱院士立即抓住这个“可乘之机”，马上来到办公室。领着两个助手，摊开资料，认真地分析和整理起来。他们日以继夜，一刻不停。过了一个盛暑，8月23日，他们终于写好了十多份研究报告。钱院士在造反派批斗他时，也未忘记核潜艇的科研课题和保存核潜艇的资料。“放在那里？”教师问。钱令希果断地说：“这学院内没有安全的地方，尽快寄到有关单位去”。爸爸告诉我说：“好险哪！就在研究报告寄出去的第二天，大连市发生了“8．24”大武斗，那些造反派杀了回来，钱令希的办公室和试验室又被贴上了大封条。”钱院士后来跟爸爸讲起这事时说：“此乃天意！此乃天意呀！”这些研究成果，不仅给导弹核潜艇设计帮了大忙，而且被写进了国家设计规则。钱院士以这些成果写成的一篇题为“潜水耐压的锥挂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的学术论文，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驱逐舰，在航行试验时发现尾轴振动得很厉害，造船工业办公室曾为此开过会，请有关专家“会诊”过，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我在大连船厂了解驱逐舰试验情况时，告诉701所和船厂的科技人员：“请钱令希教授看看，从结构上改进一下，或许能解决问题。”钱院士仔细检查了驱逐舰尾舱底部和尾轴附近。他认为：“尾轴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和舰身的联系要改装一下。”701所驻厂工作组和大连船厂接到钱令希画的改装草图后立即派人上了北京；造船工业办公室同意并下达了改装任务。经过改装试验，尾轴震动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紧接着，首艇的系泊试验、水面航行试验、浅水区试验、深水区试验，按阶段有序地进行。1974年8月1日，国产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1号艇”，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正如爸爸赋诗赞扬的：“一代玲珑神巧手，急起直追壮志酬。比肩星月豪情壮，高科设计妙筹谋。”。钱院士为海军装备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钱院士功不可没。由于09工程的保密性，钱令希院士的这些故事鲜为人知。

2004年，爸爸听到钱院士患病非常着急，随即为他求医。电话告诉钱院士北京的海军总院的伽马刀术的治疗方案。钱院士欣然同意到海军总院治疗。爸爸和钱院士这对一起经历过文革暴风雨，又共同奋战在核潜艇工程的老朋友在北京又相见了。他们互相问候。爸爸听说钱院士讲述晚年家庭情况后，非常赞成钱院士让女儿回国照顾他。

2007年4月，我到大连理工大学调研化学工程学科的建设经验，到大连工学院理工大学的家里去看望生病的钱院士，他还说起爸爸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时保他，让他参加了国防大工程项目，如何关心他的生活和医治情况。他非常感谢爸爸联系海军总医院为他做伽马刀手术。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他们为国家奋斗经历，都让人感动不已。

2008年，我到大连参加12th Asian Pacific Confeder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Congress的年会和发表文章，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看望了钱伯伯。2009年6月19日，我在专程到大连玉皇顶陵园去看望了钱伯伯，向在天的钱院士倾诉了我工作和奉献的成果，谢谢他多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钱伯伯的鼓励一直激励我努力学习和上进，于1980年和1981年两次考研，我二次考研时是报考专业的第一名，由于不是77级毕业生和大龄问题而名落孙山。我考研未果后，我坚持边工作边旁听，学习了10门硕士研究生的课，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当时还没有在职研究生政策，我无法申请到学位。1985年北理工改革，我所在的教研室解散了。承载着“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承上启下、做点什么”的使命，我认为需要用国外优秀的教育理念与先进的科技知识来武装自己。因为我不是讲师，不能公派留学。1986年，38岁的我义无反顾地辞去公职，自费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洋插队”生活。我没有学士学位，纽约市立大学录取我为有附加条件的研究生，需要补本科生的课。我不仅要克服语言和基础差等学习上的种种困难，还要打工挣生活费和学费，刚到美国的前两年，每天仅能睡3-4小时。

198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拿到助教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每当我遇到困难，我会想起国家的召唤、爸爸的教诲“要当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想起钱伯伯给我的鼓励。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望，在美国1991年我第一篇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上。1994年，我同时获得物理硕士学位和工学博士学位。1995年底，我放弃美国约翰?赫普金斯大学化工系研究员的工作，离开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上大二的女儿，被引进回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钱伯伯托人给我送来了已经裱好他的亲笔题词：工作奉献求乐，处事助人为乐，生活知足常乐，休闲自得其乐。我拿到这幅题词时，读着他题写的“四乐箴言”，我热泪盈眶思绪万千，钱院士克己奉公，宽人律己的工作奉献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为国家多奉献。

回国以来，我曾任副院长、院长、校长助理和北理工珠海校区第一届主任，我一直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我女儿傅悦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里勤工俭学，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1999年考取约翰?赫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自己贷款16万美金学习，2003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现在她已经成长为一名眼科主治大夫。我们母女用自己的行动告慰钱伯伯的在天之灵。

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辜负老一辈的期望。我相信，我们的国家辈出人才，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一定会实现我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