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老诞辰一百周年】一本我永远读不完的书

日月如梭，时光飞逝，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七个年头。我对父亲怀念之情随着岁月消逝弥加增强。2016年7月16日，将是慈父的百年冥诞。父亲的照片挂在客厅里，显示在电脑屏幕上，我每天都有与父亲交流与对视的机会。他的目光鞭策我像他一样走前面的路,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让我受用不尽。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话语少，总是抓紧时间工作。他疼爱我，对我要求严格却不失温和。作为大忙人，他对我自然是身教多于言教，使我从耳濡目染中健康成长。他和母亲把现代人容易忽略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都体现在他们日常的言行中。他们让我懂得做事先做人，做人要自尊、自律、自强。

在文革的非常年代里，作为老三届高中生，我是大连市第一批下乡知青。1968年10月18日，万人聚集在大连火车站广场为第一批知青送行，而我左顾右盼没有盼到父亲。直到插队落户辽宁北票县黑城子公社之后，我才从父亲来信中得知，他希望我自己坚强地迈出这一步。

在农村，每隔一周我都能收到父母的来信。在艰苦的日子里，父母的话语无时不刻地伴随着我。由于父母有意培养我吃苦耐劳与自立自学的能力，自己果真很快地适应这种没自来水、没电、每天都要干十个小时以上重体力活的日子。父亲督促我劳动之余一定要坚持自学，说将来建设国家还是需要科学技术的。他托青年点同学给我捎来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和几本书，给我创造条件学文化。高考恢复后的1979年，我直接考上了大连工学院的研究生班。当我看到在我们班上的四位同学中有两位是老北大的，一位是老大工的，一位是清华的。他们基础扎实又聪明刻苦。我付出了双份的努力才与同学们一起完成学业，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学位。我体会到学习中的苦与乐。父亲说苦是努力，乐是结果。没有苦那有乐。

1982年毕业后，我当了讲师，深感基础差，于是萌生出国继续深造的念头。1985年我“洋插队”到了美国。父亲提醒我在美国会有更多的困难和考验等着我。没得说，我还得勤奋，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父母越洋书信鼓励我，校正我，使我能踏踏实实提前完成学业，顺利地就职美国一流的电脑软件公司。

在我刚开始工作的那家美国公司（IBM）里，几乎没有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此我感到非常茫然。父亲在信里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西方崇尚文明民主，尊重人格和个性。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要主动和同事用英语交流请教，不要自卑，学会在中西文化交错中，发挥自己的潜能，做出成绩。父亲循循善诱，精辟到位，点拨出我的悟性，让我很快融入西方环境。我感恩父母的养育。他们的鸿雁书信是我信步风雨的力量来源。他青少年励志进取奋斗是我学习的榜样。

父亲9岁时即离家到梅村高小住读，11岁时只身到草桥苏州中学求学。他攻克一个又一个生活关和学习关，12岁时在伯父的鼓励和辅导下跳过初中考入了上海中法工学院的高中部。从此，他以自己的哥哥为榜样，励志一生，脚踏实地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连工学院老院长屈伯川博士到浙江大学“三顾茅庐”，邀请父亲任教。大工急需师资，但是生活与工作条件比浙大差很多。父亲让妈妈带着我和哥哥1951年11月到大连，家属先行，不给自己留后路。他给学生上完课就来到了大连。从1952年起，父亲就再没有离开过大工。大连是父亲的第二故乡。

半个多世纪来，他率领了科研团队攀登科研的高峰，脚踏实地攻克一项又一项的科研难题。其中的核潜艇工程是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项目。“文革”初期，核潜艇研制完全陷入了瘫痪。为此，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佑铭来大连，传达了周总理点名父亲参加这项工程的指示。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收到父亲的来信，我向生产队请了假，坐火车到了葫芦岛，亲眼看到父亲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父亲不仅解决了技术难题，而且还和团队研究计算出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关键技术数据，完成了潜艇结构的强度计算规则。此成果后来纳入国家设计规范，以这些成果写成的一篇题为“潜水耐压的锥挂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的学术论文，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父亲在后来被批斗时也想着设法保护核潜艇的机密资料。凝结着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第一代核潜艇在1981年4月30日那天成功下水。

科学是属于全世界的。正是有这样的远见，他瞄准世界的高峰，开拓计算力学这门新学科。他非常重视人才梯队的培养。他自己就是一架梯子，要让后生踩在他的肩上登攀！对优秀人才不遗余力地奖掖，即使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对年轻学者再忙再累也抽时间与他们谈话，给他们答疑解难、指点迷津、看稿子、推荐发表。他最高兴看到的是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他会由衷地说：“他行，他走的路子比我宽。”父亲不谈自己的荣誉、成就、学问。他谈的是自己如何从失败、挫折中走出来。我们科从他的朴实无华的《钱令希自述》一文领略他的为人风范。一次我听说他主动放弃申请国家一项大奖的机会。父亲认为这次放弃对科学事业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帮助。父亲引用了一句名言“功被天下，守之以让”， 让我学习古人的做人哲学。我暗自大悟：“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1996年冬，我陪80岁的父亲看望90岁的伯父钱临照院士。临行前，他强调这是私人自费访问，不要打扰相关单位，更不要浪费相关人员的时间。父亲特别嘱咐我堂哥不要惊动中国科技大学领导。在合肥，父亲陪伴在伯父左右，问寒嘘暖，关心兄长的健康和起居饮食，帮助他排难解忧。接着，我们去江苏访问母校苏州中学和故里鸿声。归程去南京探望了南京工学院的钱钟韩院士，还有原浙大佘坤珊教授的夫人和子女。父亲告诉我说，佘伯伯一家在杭州时对我们家非常照顾。这一路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正值冬天，南方室内又没有暖气。一路辛苦，阻止不住父亲的脚步。踏着一路风尘，我目睹父亲为他人着想、珍惜友情、知恩图报、敬老恤寡。还记得2005年他的第一个重孙女出生，父亲欣然起名“珠珠”。他告诉身边的人，他要孙子记住曾经帮助过自己留学美国的两位“朱”姓老师。

1999年夏天，我们把父亲请到了亚特兰大家里，利用我调换工作的空隙全天陪同照顾他。父亲对我们说，人生要有追求，但不要追求回报、虚荣、享受。你们要做个能实实在在为社会做些事情的人。他教导在大学念书的外孙彬彬要培养自学能力，学习不仅是在课堂里，更是在工作中。要融会贯通，用知识解决问题，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父亲的教诲提升了彬彬学习的境界。得知彬彬在学法语，父亲就用法语考他。祖孙二人你一言他一句，好不热闹。外孙没有辜负外公，在工作中刻苦钻研，不断创新，勇于承担挑战性的课题。 他在工作中多次受奖， 其中有2001年“Founders Award”。

那年，父亲年高八十三岁，可还抓紧每一个机会，对美国的大学和社会进行考察。在我先生和乔治亚理工大学的另一位环保科学家陪同下驱车一百多英里考察一项城市垃圾处理的环保工程。他要我搜集有关环保材料，翻译整理成中文，送大连市和有关科研部门。父亲对养老事业十分关心。在美国期间，他特意让我领着他走访不同类型的养老院，详细地了解老人生活医保福利等等方面。在养老院里，他看到老人花几美元就能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积蓄不多的老人享受到房租优惠和医疗救治。回到大连，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讲给大连市领导听，倡导建立养老院。在美国短短的几个月里，还借助电话和传真同一位博士后沟通，做北良国家储备粮库筒仓结构的课题研究。在国外探亲，父亲也是心系国家，牵挂事业。

2004年4月，父亲被确诊患有脑瘤。当年9月，米寿之龄的父亲带领家人再次专程去老家。父亲说：“离开故里七十七载，此行了却思乡之情。”在如歌似梦的家乡，由镇政府同志和宗亲陪同，父亲带我们瞻仰泰伯庙、泰伯墓、钱氏祠堂、梁孟祠，参观了吴文化公园和梅村镇，梅村中学和梅村小学；看望了宗亲。父亲把收藏四十多年的钱俊瑞的虞美人《无锡太湖之滨》词作赠给家乡鸿声故里，让这份珍贵的佳品归于故里。父亲说，是鸿声的一方水土养育了我们，我们的根就在鸿声。父亲故乡之情是一种浸蕴到骨子里的情结，深深感染着我，也镌刻在我的心上。父亲在2002年受邀恭录的《钱氏家训》已于木雕的形式展示在怀海义庄的怀海堂里。

父亲退居二线后，刻苦学习汉语拼音和电脑中文打字，勤奋习练书法，修身养性，笔耕不缀。他的字笔力秀润，整齐悦目，神清气足，独具风格。他抄写了很多古诗，也创作不少催人向上的诗句。耄耋之年，焕发生命的能量，每有所作皆臻佳境，随后便为人珍藏。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父亲写下自勉诗句：

    献身科教效春蚕，

    岂容华发待流年。

    翘首中华崛起日，

    更喜英才满人间。

父亲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成就包含了说不尽的艰辛，但他乐在其中。正如他题写的“四乐箴言”：

    工作奉献求乐，

    处世助人为乐，

    生活知足常乐，

    休闲自得其乐。

2005年5月30日，学生顾元宪教授英年早逝。我目睹父亲强忍悲痛、挥泪题词，祭奠悼念：

    承前启后，后来居上，荣为全国劳动模范，

    冲锋陷阵，创新立业，尊称一代领军人物。…

这是父亲的最后墨宝。他晚年留下了很多墨宝，表现了对事业的执著，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对学生、同事、和家人的关爱。

父亲母亲第一次相见就都对对方情有独钟。之后，他们互亲互爱、相知相守，过着平实而简单的日子,即使在物欲横流的喧腾中，他们依然持守简朴、诚实、踏实、勤勉、和起初的理想。父亲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但母亲勤俭持家，相夫教子，默默无闻支持父亲为事业拼搏。这让我想到关于“才德的妇人“一段箴言：“她丈夫心裏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在六十三年的相濡以沫中，他们交替地照顾对方。母亲晚年有病，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事无巨细的观察母亲的起居和病情。当母亲因糖尿病综合症而脚趾溃烂，父亲心急如焚、想尽办法。他发现用氧气吹溃烂处能有效制止病情恶化后，就亲自每天数次为母亲吹脚，母亲的脚奇迹般地保住了。

数年后母亲因病与世长辞。父亲一度极其悲痛，病情逐渐加重。我听从父亲的呼唤，在2005年初辞去了在美国ChoicePoint公司的工作回来陪伴父亲，不让自己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父亲在众人的帮助下，从悲伤中走出，坦然面对病魔，对我说：“最终的日子迟早要到来，我会随遇而安。你来到身边，我就非常开心。我会把能做的事做好，每天都要过得好，我相信我离那一天还很遥远。”听了父亲的话，我默默无语，心在剧烈地颤抖。可病重的父亲乐观、豁达、幽默、思维清晰，依然为他人着想，依然不向学校、医院提出个人的要求，依然信任、配合每一位照顾他的人。有一位护工半夜睡得太熟，父亲起夜，就没有叫醒她。其实他的左半边肢体已不听支配了。他全身就跌倒在地上，头被病床撞伤。护工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反而安慰她说没关系。医生跑来处理伤口，询问情况，父亲说是自己不好。好像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

他对人真诚体恤，表里一致，宽容不抱怨，别人误解他,他从不解释，处处为别人着想。 我的性子急，还没露头，父亲就会幽默地说: “Being patient is a great virtue.” (耐心/容忍是一种伟大的美德）我会心一笑，顿时心平气和。恒忍宽容是良药。父亲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宽容与自己的观点不同的人，成就了自己的力学事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父亲也许天生就具有亲和力，学生朋友都愿把自己的心事向他诉说。父亲给人的关怀与帮助恰如春雨润物。没有人不称赞他是一位真诚、慈祥、令人尊重的老人家。他走了，还有那么多的人念叨他、怀念他。

父亲健在时，每天晚上在家静静地看书,或者伏案工作，睡得很晚。记得小时候，他习惯走到我的床边，用右手轻轻抚摸我的头。我每次回国省亲会给父亲剪指甲、按摩腿，父亲还是习惯地抚摸我的头。后来在父亲病床边，我会把我的头侧依在父亲的身旁，他依然用他的右手抚摸我的头。我默默地感受来自父亲那深深的爱。这一时刻，就父女之情，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父亲从来都不许大家祝寿庆诞，唯一的一次是在他的九十寿辰，弟子们盛情地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会，出版了《力学与工程应用》论文集。亲爱的爸爸，您自己就是一本充满爱和智慧的书，是一本我永远永远读不完的书。翻开这本书，我看到您不论是”被改造的知识分子”，还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乃至被誉为著名力学家，您都躬身力行钱氏祖训去实现自己少年时科学救国的理想。您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燃烧自己直到生命的落幕。身体归入尘土，但您特有的精神气息连同您的美善却逾远而弥存。